2025年是壮族诗人韦其麟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发表70周年。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作为韦其麟的成名作、代表作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无疑奠定了韦其麟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

《百鸟衣》的诞生和巨大影响力

韦其麟还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大二时，就在《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上发表了叙事长诗《百鸟衣》，那年他只有20岁。接着《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和《新华月报》1955年7月号相继转载。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百鸟衣》单行本，并附有韦其麟的《写〈百鸟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百鸟衣》的发表，在广大读者中反响热烈，引起了文艺界同仁和高层的关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将其当作文学珍品给予赞誉。这部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的长诗很快传到国外，引起国际瞩目。1956年3月31日苏联《文学报》刊登评论家奇施柯夫的文章，把诗歌《百鸟衣》《阿诗玛》和玛拉沁夫小说的出现，与人民翻身解放、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繁荣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  

中国不同年代出版的多部当代文学史也给予了《百鸟衣》高度的文学定位。广西作家钟世华在《韦其麟研究》一书披露，从1961年7月至2016年12月，共有35家国内外出版社出版的45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教材，对《百鸟衣》和韦其麟文学创作作出了正面评价，有的列出专章专节评论。包括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广西壮族文学·初稿》，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林曼叔、海枫、程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张钟、洪子诚等的《当代文学概观》，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胡仲实的《壮族文学概论》，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组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杨亮才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汪华藻、陈远征、曹毓生等的《1949—1982中国当代文学简史》，公仲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的《中国当代文学十讲》，邱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南民族学院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吴重阳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中南五省（区）师专的《中国现代文学·下编》，高文升、单占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上册》，湖南师范大学的《新中国文学史（试用本）》，雷敢、齐振平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刘文田等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梁庭望、农学冠的《壮族文学概要》，姚代亮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黄绍清的《壮族当代文学引论》，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曹廷华、胡国强主编的《中华当代文学新编》，黄子建、佘德银、周晓风的《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八卷·当代文学编》，叶志刚、智川的《中国少年民族作家文学》，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下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篇），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李建平、王敏之、王绍辉等的《广西文学50年》，李云忠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当代文学概论》，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徳清的《壮族文学发展史》，雷锐主编的《壮族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张健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上卷），谭伟平、龙长吟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教程》，钟进文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基础教程》，张炯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第十卷·当代文学》（上），梁庭望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等。关于韦其麟和《百鸟衣》的论文、访谈、新闻更是数不胜数。

韦其麟《百鸟衣》取得如此闪光的成就，源于壮族丰富的民间文学。《百鸟衣》文本作品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韦其麟生活在南宁横县（横州市）壮族山乡，这里广泛流传着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民间故事、民族歌谣、神话传说、风俗趣闻。热爱家乡的韦其麟在学习劳动中长期受到壮族民间文化耳濡目染，在读书学习中受到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教育，加上他特有的文学敏感性和创造力，才能够创作出带着壮乡神韵饱含乡土气息的《百鸟衣》这样震惊文坛的经典作品。

韦其麟创作《百鸟衣》的主体性贡献

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相结合，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文化人对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神话、史诗、歌谣、谚语、民俗等收集整理，在保留故事雏形、人物典型和语言要素的前提下，将口头文学变成书面文字，如刘三姐的故事、桂林山水传说等；第二种，文化人收集已经成形、世代流传的民间文学史诗一类作品，保持原汁原味，将多种版本整合，语言疏通，改正错误，弥补漏洞，使之成为书面作品，如云南彝族撒尼人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的《阿诗玛》，藏族民众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第三种，作者生活在某种民间文学浓郁的环境中，或者经常深入民间采风，汲取民间文学的养料，受到故事主题和情节细节及语言技巧的启发，重新构思，进行再创作。第一种方式由传承人口述，文化人记录整理，产生的是纯粹的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第二种方式是文化人通过传承人发现民间文学宝库，将已经成形的口头书稿挖掘出来，加以鉴别梳理，产生的是价值巨大的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第三种方式是文化人依据民间文学的素材，发挥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开展有个人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的创作劳动，作品属于作者独立创作，由个人署名，作者享有著作权。

韦其麟《百鸟衣》无疑可归于第三种创作方式。《百鸟衣》是韦其麟受到壮族家乡民间文学感悟，汲取民众传说的百鸟衣故事元素而重新构思，独具慧眼地选择体裁，首次运用长篇叙事诗表达的个人独创的作品；在民间传说在基础上，韦其麟对故事情节、人文塑造、活动细节、民俗语言等，进行了大胆的创造，赋予作品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新思想、新主题，甚至于连男女主人公古卡和依娌的名字都是韦其麟取的；从作品的篇幅上来看，非遗传承人韦世族口述的百鸟衣传说，经过整理，不到400个字，1961年7月出版的《广西壮族文学·初稿》最早记述了这个故事，字数和《广西民间故事辞典》收录的相差不大，故事比较简单。而韦其麟创作的《百鸟衣》不仅主题深邃，结构紧凑，情节曲折，篇幅也大得多，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百鸟衣》单行本，60多个页码，共四章1000多行。

《百鸟衣》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定位，韦其麟在《﹤百鸟衣﹥前记》中作了回答：

许多年来，我看到或听到一些介绍壮族文学的文字或发言，有“‘《百鸟衣》’是壮族民间长诗”“壮族有民间长诗《百鸟衣》”等说法。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百鸟衣的故事并没有以诗歌的形式在壮族民间流传。壮族民间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发掘搜集，至今也未发现诗歌体裁的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是根据民间故事而创作的长诗，而不是经过壮族民间原有的长诗整理出来的产物。整理和创作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应该加以区分。民间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应混同，特别是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科学地区别。

这个观点，得到评论家和文学史的普遍认可。郭辉在《从韦其麟等作家的创作实践谈神话传说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一文中，肯定韦其麟把古老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神话传说或借鉴，或改编，熔炼成为具有自己风格、时代气息的作品，《百鸟衣》正是作者成功地借鉴运用了壮族神话传说这一题材，并给它注入新鲜血液，使得古老的文学形式在今天又焕发出奇异的光彩。张炯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第10卷·当代文学·上》说得更清楚，韦其麟“《百鸟衣》取材于壮族民间故事《百鸟衣的故事》（又名《张亚源和龙王女》），吸取了民间故事的基本情节，同时从现实生活出发，加以合理的改造和大胆创作，使本来具有不同程度神异色彩和‘皇权’思想的简单故事，成为更加合乎生活情理，歌颂劳动，赞美真挚爱情，颂扬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优秀长诗”，“长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既定时代的局限性而获得了民间艺术永恒的审美价值”。

从在壮族山村听老人讲百鸟衣的民间故事，到在武大读书时创作长诗，韦其麟开掘了深厚的文学积淀，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付出令人折服的创造性劳动，为《百鸟衣》成为文学经典，作出了主体性贡献。

韦其麟《百鸟衣》的艺术价值

韦其麟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具有全面性、深邃性、持久性的艺术价值。这部根植古老民族传统又突破传说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艺术品，在故事情节、主题深化、诗意栖息和语言提炼上独具匠心，相互交织，铸就了作品的艺术高度，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重构民间传说的戏剧性

韦其麟深受故乡横县（横州市）壮族民间传说的启迪，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方法，对《百鸟衣》的故事情节进行重新创作，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叙事脉络。故事围绕贫苦青年古卡与美丽姑娘依娌展开，两人在劳动中相恋互爱。邪恶的土司觊觎依娌的美貌，捏造罪名把她抢走。聪慧的依娌早已知晓百鸟衣制作技艺并传授给古卡。勇敢的古卡历经艰难险阻，在神鸟帮助下获取百鸟衣，最终惩治土司，夫妻团圆奔向幸福。 

诗人巧妙设置多重矛盾冲突，情节曲折延伸，推动神奇故事变化莫测。核心冲突是古卡依娌与土司的阶级矛盾。前者代表着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后者则象征着贪婪残暴的统治者；而古卡与鸟的关系又形成辅助性冲突，神鸟是正义的象征。古卡从最初对神鸟的敬畏到后来借助自然之力实现复仇，展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处。这些冲突层层递进，让故事充满悬念与戏剧性，古卡获取百鸟衣的过程中，神鸟的考验、与各种自然生灵的互动，都使情节更加丰富立体，引人入胜。

二、从个人抗争到集体精神的主题深化

民间故事百鸟衣的主题是向往个体爱情和家庭劳作。叙事长诗《百鸟衣》的主题从个体的爱情保卫战上升到对压迫的集体反抗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主题在情节推进中不断深化，起初故事聚焦于古卡与依娌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是纯真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贫苦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然而，土司的横刀夺爱打破了这份宁静，古卡与依娌的抗争随之兴起。

随着情节发展，古卡的抗争不再仅仅是为了夺回爱人，更代表着广大底层民众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他与土司的斗争，实质上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挑战，寄托着人民对平等、自由的渴望。此外，诗中描绘的壮族人民互助互爱的场景，如古卡的乡亲们在他困境时给予帮助，进一步凸显了集体力量的强大，将个人抗争升华为集体精神的赞歌，使主题得到了质的深化。

三、自然与人文交融的诗意栖息 

叙事长诗《百鸟衣》营造出充满诗意的栖息空间，将壮族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完美融合，洋溢着壮美广西青山绿水的诗意栖息，开拓了南方美学意境。诗中对壮族聚居地的自然景观进行了细腻描绘，“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旁，/长棵大榕树，/像把大罗伞”，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清新秀丽的田园画卷，让欣赏者仿佛置身于宁静祥和的山水之中。

在人文层面，诗歌通过对壮族民俗文化的展现，增添了浓郁的诗意氛围。如对壮族传统服饰、节日庆典、劳动场景的描写，既体现了壮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赋予故事深厚的文化底蕴。古卡与依娌在劳动中互诉衷肠，“古卡在前面犁田，/依娌在后面耙地”，这种质朴的劳动场景与纯真的爱情相结合，构成了一种诗意的生活图景，展现出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实现了诗意在文本中的栖息。

四、简洁凝练与质朴鲜活相结合的语言提炼

韦其麟大胆吸收家乡民族通俗口语，在语言运用上极具功力，对文字进行精心提炼，使诗歌语言既简洁凝练，又灵动鲜活。他善于运用民歌赋比兴手法，简洁的语句传达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内涵，如“别人的扁担，/一条用十年；/古卡的扁担，/一年换十条”，通过对比，仅用短短几句就生动展现出古卡的勤劳。诗人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将依娌比作“木棉花”，既突出了她的美丽，又暗喻其坚韧的性格；描写百鸟衣“羽光亮闪闪”，赋予衣物以动态感，使其跃然纸上。对依娌容貌气质的描绘栩栩如生：“露珠最晶莹了/和依娌一起就干了。/星星最玲珑了/和依娌一起就暗了。/木棉花最映眼了/和依娌一比就失色了。/孔雀的尾巴最好看了/和依娌一比就收敛了。”诗歌语言贴近壮族民俗生活，如“哎呀呀”“哟嗬嗬” 等语气词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韵律感与生活气息。长诗语言从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充满生气，富有感染力。

五、以诗歌艺术渗透其他艺术门类

 1955年韦其麟创作的叙事长诗《百鸟衣》发表，随后几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百鸟衣”成为多种艺术形式改编的题材，广西各地出现了创作编演、邕剧、粤剧、壮剧、歌舞剧等的热潮。1996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发行动画片《百鸟衣》，2013年南宁市艺术剧院推出大型壮族歌舞剧《百鸟衣》，均取得成功。南宁版的舞剧《百鸟衣》走市场，在区内外演出均收到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改编后的《百鸟衣》动漫、歌舞、戏剧作品，在剧情简介和演出字幕中均标榜依据民间文学百鸟衣创作，压根儿不提韦其麟的同名长诗《百鸟衣》。其实它们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韦其麟《百鸟衣》的成果，演绎了韦其麟很大部分虚构的壮族贫苦农民古卡和他的妻子依娌的故事，而不仅仅是青年张亚原与小龙女的神话传说。实际上，韦其麟根据小时候在壮族村头大榕树下听老人讲的一个故事所创作的同名叙事长诗《百鸟衣》，在国内迅速传扬，还被译为英、法、意、日等13种文字远传海外。这对于后来者改编的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扩大效应有百利而无一害，后来的创作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行得更远。借助著名作家韦其麟和长诗《百鸟衣》的名声，可以提升作品的知名度和票房价值，讲好广西故事、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显然，以后的《百鸟衣》艺术改编者，将作品标明为“根据民间文学《百鸟衣》和韦其麟同名长诗创作”，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壮族文学的里程碑。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韦其麟对民间故事的敏锐观察和采写能力，还体现了他对本民族现实主义的传承和浪漫主义的创造‌。《百鸟衣》的艺术实践证明，文化传承须在保持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韦其麟的文人创作赋予民间故事现代文学品格，而当代跨媒介改编则使其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这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策略和塑造艺术经典的实践，为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守正创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教授）